如前所述，人民监督员制度是通过人民检察院内部规定建立起来的监督制度，目前缺少严格的法律依据，所以加强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立法是保证检察机关依法办事，促使司法走向法制化的必然要求。

[20]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编辑的日本法令索引。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维持法治，要求法律本身随着现实世界的改变而变化，因此21世纪的社会进程决定了法律的发展将呈现更多建构型特征，国家将成为法制建设的核心力量，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

在制定21世纪法律制度建设的战略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有赶上法治发达国家的理想，还要有在某一方面跻身法治先进国家行列的勇气。【注释】[1][德]海涅著：《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载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1985年（6件）：1986年（9件）。特别是在现代科技与经济快速发展、充满挑战的国际社会中，要快速地对变化着的新形势及其趋势做出反应，政府的洞察力及其相应的指导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由此欠发达国家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解决本国社会建设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全球发展带来的危机问题。社会法是国家为平衡自由发展社会中的各方利益冲突中显失公平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出来的。新近兴起的哲学解释学对这种创造性的开放观点也是倍加赞赏的。

在很多场景下，我们对合理性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合法性。我们的很多学者对规范性的法律知之甚少，但却开始对如何理解法律指手画脚，并且还振振有词。由于解释有多种含义，因而它本身也是需要被解释的，当然由此也造成了解释方法的多样性。[22]参见前引[17]，第17页。

从理论层面看，法律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源自于秩序和正义两大可能产生冲突的价值需求。法官在法律思维过程中扮演着评价公民行为的角色，法官既要使用语法方法、系统方法、历史方法、目的方法等，也面临着各种解释结果的选择。

我们感觉到，沟通论赞成司法民主，而反对司法专断，因而是对法律解释的独断性的一种反动。但我国法治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丢掉法律规范，而去张扬法官等自主性选择，会使法治出现更多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思想和社会背景的。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律更是具有复杂多样性。

[4]这对一个国家的阶级统治来说是很危险的。这就使得法律规范的功能发挥，离不开法律人这一主体。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更多的是辩证法，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并没有被多少人看重。实际上，文本性的法律面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什么时候也不会完善，能做到的完善也只能是相对完善。

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本来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之处，但是，作为思维根据的法律，其范围越来越宽泛，法律规范的唯一性被打破了，其权威地位一直下滑。原因就在于，近代以来的很多法学流派的观点大多是反基础、反规范性法律的。

在我们调研中发现，法官们对把法律方法和现行的司法运作机制挂钩不以为然。因此真实世界的法官更有可能会以相对朴素的平白文义方法为方法论贯彻立法意图。

法律解释的独断性只是描述了法律解释过程，其内容相当于阿列克西所讲的内部证成。虽然法律解释的独断性并不能消除对法律解释的创新，但只要法律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人们的思维，专断和任意的决策就会减少。这种思想更是强化了规范功能的隐退。详细参见陈金钊: 《能动司法及法治论者的焦虑》，载《清华法学》2011 年第 3 期。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不认真对待法律规则肯定会造成规范功能的减退。[23]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制度系统、最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我们法律运作状况也最令人揪心。

但这决不是法治社会思维方式的常态。在这种丢弃了解释者自主性的思维模式中，舍掉了太多的情景因素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存在。

为了避免机械司法，我们必须讲究法律方法，把文本性的死法盘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治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吊诡在于：过于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必然导致法律的精英化与系统的封闭性，从而割裂与丰富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使法律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30]参见前引[5]，第19页。这改变了交通肇事罪的处罚方式，规定不管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危险驾驶都予以处罚，即所有的危险驾驶一律入罪，但来自最高法院的法官却放声，醉驾不一定入罪，要根据事实情节恶劣程度来确定。

法律规范是对解释思维过程的一种约束，但并不能泯灭主体的选择。在法治原则下，我们能不能轻易用社会效果否定法律效果，如果非要用社会效果否定法律效果，也必须在具体语境下作出充分的论证，最后才能在两种效果之间进行取舍。[6]［美］劳伦斯?索伦:《法理词汇——法学院学生的工具箱》，王凌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2页。但是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法官并不擅长这样做。

司法者这一转身，没有进行推敲和论证。即使是法律论证也包括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等方法。

在党和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规范以后，就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捍卫法律的尊严。不断退却的法律规范，最终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实现了隐身。

因为法官的意志与任意性在司法实践中无法避免，制定法的作用毋宁是证明，法官作出的符合实际的判决是根据制定法进行的，因此依然受制定法约束。法律人思维中的法律规范隐退，意味着主体性张扬和自主性强化。

从这个角度看，沟通论似乎还不如循环论和融贯论，因为在循环论和融贯论中还是有一些规范作为标准，但在沟通论中主体性因素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这样法律解释就具有了向法律价值和社会本质的开放性，可以说，法律的发展就是在开放与封闭、形式与实质等的不断争斗中进行的。除了严格依法办事的口号以外，法律决断论一直没有在我国法学中流行，但很多法学家还是念叨在法律决断论之下，人、政党等主体岂不是成了法律的奴隶。很多人故意把二者混淆起来，不讲已经法律化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而只讲当下统治中的个人的意志。

自由法学运动的目标就在于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法律人（尤其是法官）的意志与个性。在法学研究中，法律已经被描述为被改造、修正或者可废止的对象，在有些人们看来法律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主张无法司法以及无需法律的秩序。

我们的担忧主要是来自西方人对概念法学的排斥，以及对机械司法的负面作用考量。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中既要讲法也要说理，并且要在理性的基础上把法理说清楚，以增大法律言辞的说服力。

很多法学家的观点中似乎暗含着一种去法治化的情绪，而这种去法治化的理论一旦与所谓能动司法的理念结合，法治就会走向虚无。这样就使得法律规范的严肃性、权威性就受到质疑。